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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羲之妻郗璿墓识真伪考

时间:2019-06-12 02:23 点击:
2016年7月,上海图书馆受赠入藏王羲之之妻郗璿“墓识”拓本。今从历史文献角度对《郗璿墓识》详加考辨,论证其真实性。
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有“书圣”王羲之袒腹东床,被太尉郗鉴选为“东床快婿”的故事。郗家千金、后成为王羲之妻的郗璿也是一位书法家。2016年7月,上海图书馆受赠入藏王羲之之妻郗璿“墓识”拓本。今从历史文献角度对《郗璿墓识》详加考辨,论证其真实性,并在此基础上试探王羲之的生年、郗璿的卒年、王羲之夭折的长子、王羲之几个儿子的婚配情况等问题。

王羲之妻郗璿墓识真伪考

王羲之妻郗璿墓识

王羲之妻郗璿墓识真伪考

西晋永嘉初年(公元307-308年)石尠墓志
2016年7月,上海图书馆受赠入藏王羲之之妻郗璿“墓识”(识,通志)拓本。
自从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张笑荣先生公布其所藏“书圣”王羲之妻郗璿“墓识”原石以来,一时在学术界、书法界及书法和历史爱好者中引发热议,对于其真实性,在目前可见的文章中,持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态度。
张笑荣先生说:多数专家认定墓志“毋庸置疑”,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“想象杜撰”,书法水平非同凡响,在器物和污垢之间,并没有发现任何“现代黏结物”的痕迹。(张笑荣先生于2006年公布这一发现,见诸报端,2008年撰写《郗璿墓志考辨》,发表于《绍兴文博》总第7期,2012年又撰写《收藏郗璿墓志》,发表于《档案与建设》2012年9月期上。《收藏郗璿墓志》:对于此碑的真伪,多数专家认定墓志“毋庸置疑”,他们理由主要有以下4条:首先,从碑铭全文构想来看,难以造假。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“想象杜撰”。一位专家说,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、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“阴谋”。如果真是如此,则造假的成本太高,且只造一块,意义不大。其次,早夭的“长子”常人不知。目前所见的各类史书都记载王羲之夫妇生育的子女是七子一女,而墓志上却刻的是八子一女,造假者不大可能去多造一个正好符合王羲之子嗣情况的“长子”。第三,书法水平非同凡响。众所周知,晋碑出土极少,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,长江以南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晋碑【墓志】约20块,仅《谢鲲墓志》书法上乘,并与《郗璿墓志》的风格接近,因此估计为同一时代。第四,污垢清理,顺乎自然。专家在清理碑面的污垢后,在器物和污垢之间,并没有发现任何“现代黏结物”的痕迹。污垢较硬,且均匀一致,应是自然天成。用水一抹,垢的吸水性比器物要好,立显深浅,也方便了清理工作。)
浙江中医学院林乾良先生亦完全肯定墓识的真实性,认为墓识解决了王羲之生年的历史疑点及儿子的字中没有“伯”的疑问。(林乾良:《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》,《书法赏评》,2015年01期。)
临沂师范学院教授王汝涛先生则认为,“从两晋墓志文的结构来看,《郗氏墓识》既不合乎各类传世墓志的规格,其独成一格之处又不大合理。全篇没有墓主的名字,除了全篇都是人名以外,没有一字涉及墓主生平。结合碑文的多处记事疏失论之,不像东晋时人写的,赝作的可能性很大”。(王汝涛:《郗氏墓识考辨》,《临沂师范学院学报》第29卷第1期,2007年02月。)
首都师范大学王福权先生认为墓识有“不应缺墓主父郗鉴”等十疑,他推断此墓识不是东晋人所刻,在隋朝立标志的可能性很大。(王福权:《“郗璿墓识”疑为隋朝所刻》,《书法赏评》,2011年01期。文章“结语”说: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可以发现这个纂文者似乎无意于此,连日期和人名都写错了,错误实在是够低级,但是若是为了造假也不至于犯那么多低级错误。因为有的书写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,如果很重视识文内容也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因此笔者推断此墓识不是东晋人所刻,在隋朝立标志的可能性很大,所有的疑问和证据都指向了隋朝。那么笔者认为此墓识是在《金庭王氏族谱》中记载的智永的徒弟沙门尚杲在刻“王羲之墓识”的时候一并所刻,如果不出所料,以后还将会有此类“王羲之墓识”出土。)
另据王福权文注2,王玉池先生在《王羲之之妻郗璿墓碑疑为伪作》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郗璿年龄与《世说新语》等书不合这一观点。
鉴于“墓识”涉及我国古代独一无二的“书圣”王羲之,且郗璿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女书法家,故其价值与一般墓碣不可同日而语。窃以为张笑荣先生所述考古文物专家的观点尚可另行申论,王汝涛先生的文章中有不少真知灼见,但其基本观点则不敢苟同,王福权先生的推断或可备一说。今拟从历史文献角度对《郗璿墓识》的形态特征、内容可信度和文字使用等方面详加考辨,并回应质疑,以就正于学界高明。
一、由《郗璿墓识》的形态特征论述其真实性
以王汝涛先生为代表的对《郗璿墓识》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学者,首先认为此墓识的形态不合当时的墓志铭的规制。这是一个基本问题,如果这方墓石不可能是东晋时物,那么其内容如何也就免谈了。但依笔者之见,情况并不如此。
第一,王先生认为如《郗璿墓识》这样横宽大于高低的碑是前此无例的。(王先生说:碑原大为66.5【宽度】×55【高度】×8.5厘米【厚度】,是碑的高度略大于宽度,乃一长方形碑,略似画家所作的横幅。笔者就寄赠的下半截拓片覆制件依行数及每行字数量了一下,知其横宽实大于高低。似这种形制的碑,在《汉魏六朝墓志汇编》中没有一例。)
确实,据笔者所见,原石宽度大于高度,但与《郗璿墓识》时代相近的墓碑实物和拓本,如西晋《石尠墓志》(见赵万里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【北京,科学出版社,1956年】等书)、王先生提到的东晋《王兴之及妻宋和之墓志》(见《文物》1965年第6期《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》等)、东晋《王建之墓志》(见《文物》2000年第7期《南京象山8号、9号、10号墓发掘简报》等)、王先生提到的南朝宋《明昙憘墓志》(见《考古》1976年第1期《南京太平门外刘宋明昙憘墓》等)等,均是横宽大于高低的。王先生的这一论断难以成立。
第二,王汝涛先生认为,“这件石刻称作墓识,传世石刻中为仅见。因此,从刻石名称看,《郗璿墓识》与同一时代墓中刻石并不同步,是真是赝,令人不无怀疑”。
据查考,前人认为“墓识”是墓志铭的一种例。清徐乾学《读礼通考》卷九十九专设“墓识”一条,引明王引著《墓铭举例》:
墓识
《墓铭举例》:宋陈瓘《尚书曾公墓识》,叙所历官而不书行治,无他辞,唯结以“某官陈某叙次”一语,题书“墓识”,又一例也。(清徐乾学:《读礼通考》卷九十九,台湾商务印书馆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14册,第372页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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